投资内存，连续亏损13年；投资液晶面板，连续亏损7年。这种自杀式的投资决策，在欧美，乃至日本企业，是难以想象的。分权模式下，各方为了自身利益，很难在这种赔钱的生意上达成一致。
三星也分权，会长下面是业务部高管（GBM），有独立的决策权。但在会长和GBM之间，还“横”着一个特殊的机构，那就是被誉为“财界青瓦台”的秘书室。
在三星内部，就形成了以会长李健熙为核心，秘书室和GBM为两翼的铁三角决策模式。李健熙是掌舵者，位于顶点，负责公司的大方向；秘书室是智囊团，搜集、分析信息，提供决策依据；GBM是具体的执行者。
秘书室直接对会长负责，通过它，李健熙牢牢掌控着公司的最高决策权。这使得三星能够突破部门利益的藩篱，去干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情。
投资半导体，动辄数百亿美元，还面临长期的亏损。这种事情，很多时候只有国家意志才能坚持下来，但三星却做得很通畅。
不仅如此，以会长为中心、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，还极大地提升了三星的决策效率，当对手还在观望、争论时，三星早已抢先一步。
在业界，三星以“决策快”著称。平板电视时代，三星因为行动果断，大获全胜；反观日企，尽管技术实力强大，却因为内部分歧严重，犹豫不决，最终败北。
秘书室的概念，源于二战时日本的参谋组织。
李秉喆早年留学日本，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。1959年，他在濑岛龙三（曾任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）的帮助下，创办了秘书室。
当时的三星，羽翼未丰，秘书室的作用只是帮助会长处理日常事务。70年代后，随着业务的扩张，李秉喆参照三菱、三井等日本财阀的经验，加强了秘书室的功能，从最初的情报收集、财务等6个小组，扩展为人事、经营管理等15个小组。
李健熙掌权初期，秘书室的权力达到了顶峰。此后，虽然经过多次改组，名称先后变更为结构调整总部、全球战略室、未来战略室，但其功能始终未变。
首先，秘书室有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。
90年代海湾战争、金日成去世等情报，都是三星秘书室第一时间得到的。事实上，从80年代起，秘书室就成为韩国最强大的情报组织。
其次，秘书室有人事权，掌握着下属子公司的生杀大权。
在三星，所有子公司部长级的人事任免，都要听秘书室的安排。即便是集团内部的明星企业，包括三星电子，在秘书室面前也毫无反抗之力。
最后，秘书室有资源分配权。
原则上，超过1000亿韩元的大项目，都要秘书室批准。1984年投资半导体工厂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，秘书室两次从海外筹集巨款，帮公司解了燃眉之急。
最奇葩的是，秘书室还负责家族事务，安排李健熙个人的衣食住行和警卫工作，并通过交叉持股等一系列精心运作，让仅持2%股份的李氏家族牢牢控制着整个集团。
通过秘书室，李健熙获得了帝王般的影响力，也让三星拥有惊人的执行力。
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，三星陷入债务危机，负债额高达180亿美元。秘书室顶住压力和非议，先后裁员5万人，并将原来的59个子公司精简至45个。
刮毒疗伤后的三星，得以轻装上阵，最终在2000年后迅速崛起，将索尼等一干日企推下神坛。到2004年，仅三星电子的纯利润就超过日本十大电子企业总和。
有意思的是，90年代初，三星和索尼几乎同时推行绩效主义，通过“重心下沉”来激活子公司。但结果却大相径庭，这种源自美国的绩效主义，成就了三星，却毁了索尼。
原因究竟何在？答案在于分权。
在索尼，分公司拥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权，它们只关心短期利益，不愿意冒险去尝试新技术。而在三星，李健熙始终警惕子公司变成个体户，因此将人事权等留在了秘书室
这种威权模式能够保证三星集中精力办大事。但前提是，必须有一个天才级的舵手。而三星恰好有这样一个舵手，他就是被誉为韩国经济总统的李健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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