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9月，我凭着年轻气盛，怀揣400块钱独闯广州，梦想着能马到成功出人头地。没想到一到广州火车站，就遭遇下马威，不仅被偷光盘缠，连贴身口袋的小笔记本都被摸走，失去了所有老乡的联系方式。
在火车站广场上露宿了一个多月，面临弹尽粮绝的地步，我病急乱投医，跟着那帮举着牌子喊“一天三百包吃住”的招工人员，来到他们的一个招工临时集结点。这里距离广州火车站大约两公里左右，藏在一栋老旧居民小区的负一楼。
我随着人群到达时，这套3室1厅的房间里已经住进了十七八人。管理人员中恰好也有一人是湖北的，虽然相隔甚远，但是在这距离家乡一千多公里外的广州，也算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吧。
他简单了解我的情况后，私底下带我到外面吃了个饭，然后问了很多我出来的经历和打算。老乡给了我许多暗示，虽然没有明说，我已经理解跟随这批人去到工地大约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。
只要我愿意，他会想办法帮我留下来跟他们一起。加入到他们中间，钱是不少赚，但是也有风险，因为他们除了这个人力买卖的事情，也有附近夜场收保护费，甚至那些年广东随处可见的飞车抢夺也有他们的身影。一面是未知的前景，可能一辈子再也不见天日，一面是短期有了保障，但是却可能毁掉一辈子。这个路口，让我进退两难。
在等待的时间，陆陆续续有人被带进来，我也在这几天里，结识了几位新的朋友。来自安徽的小李，来自贵州的小邓，来自内蒙的小刘，再加上之前认识的，短时间聚集了五兄弟。我们都年轻有活力，虽然身处逆境，并没有很悲观，所以在这里等待去工地的人都被我们感染，每个人都愿意跟我们相处。
临出发的早上，我的老乡再度找我，询问我最终想法。这几天我经过反复的思想挣扎，想到了之前帮助我的素昧平生的工厂小哥，水果市场保安大哥，我相信他俩一定不希望我变成了伤害别人的人。所以我最终婉言谢绝了老乡的好意，毅然决然走向未知工地。
三台核载7人的面包车，都硬生生地塞进十几人，第一站在樟木头。在那里，等待我们的除了三十多个跟我们一样的工仔，还有下马威。
当天晚上大约九点多，我们正准备睡觉，突然外面传来砸门声，伴随着一阵阵的喝骂声。几分钟后又传来了摔东西的声音，模模糊糊听见说有工人不听话，工头喝醉后发脾气。后来，十来个工地管理人员殴打一个人。
我们都刚入社会，比较怕事，当时也没人敢开门，更别说去帮助了。外面的打骂声结束不久，我们的房门就被大力砸响。工头是河南人，我们中间有一河南人，所以他叫喊着来认老乡。
那晚这位仁兄见完老乡回来，变得话多了很多，那时我们都以为他因为找到老乡，太兴奋了。所以，谁都没有注意到，他这个晚上的表现太反常了。
在樟木头待了三天，我们七八十个人被分成了两拨，我们五兄弟被安排在同一个工地。确认我们没有被分开，五个人一阵欢呼，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们这种分组，原来是管理层商量讨论的结果，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。
我们所在的工地在麻涌，毗邻珠江，至此，我们算正式进入了黑工地的日子。黑工地这个词，当时的我们讳莫如深，哪怕最早的那一批人。他们是从上一个工地跟着过来的，私下也从来不会跟我们聊结工钱的问题。据说有些人已经在工地超过三年，依然老老实实呆在这里，所以一度让人怀疑这到底是不是黑工地。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明确，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计工时。
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打水泥板，当然也包括柱子，圈梁。前面会有钢筋工，也有木工，他们做好前面的工序，再才轮到我们上场。这些不同的工种，几乎没有交集，彼此根本不知道是不是一样。我们偶尔看到他们没活干的时候会打打小牌，推测他们应该还是有收入的。
工地也是一个江湖，尤其是我们这种黑工地，那江湖味更为浓郁，不少人为了让自己少干点活，甘当走狗。负责开搅拌机的是一个老头，约莫五十多岁，满头白发，看外表像老家普通老爹，但令人可恨的是，他多次参与殴打其它工人。
我每天在模板铺设的道路上，艰难拉着一车车的砂浆，一步三摇晃，不是把脚后跟碰掉一块皮，就是一不小心踩到钉子，直接穿过鞋底，扎入脚掌。不满二十岁的我，稚嫩的肩膀，根本无力承担这么高强度的体力活。
我与白发老头有过一次冲突，那一天临近中午吧，刚准备收工去饭堂饭堂，老头叫住了我。他先假装跟我闲聊，然后突然问道：你跟小李是怎么认识的？
小李，我们叫他小李子，安徽人，来广州前在北京冰淇淋厂上过班。他不仅是我们兄弟几个中最有社会阅历和见识的人，个人魅力也很强。虽然不说一呼百应，但是确实在工地这些人中，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我告诉老头，我们来工地前认识的。他又说，那你帮我调查一下，这个小李以前是干什么的！我有些不悦，那是我兄弟，你调查他干什么？
或许他感觉到被我怼得没面子，伸手向我的脸拍来。我本能地伸手格挡了一下。此时刚好小李也来找我，喊我一起去吃饭。他发现不对头加快步伐来到了我身边，问是不是老头欺负人。我想了想，笑着摇摇头。头发花白的老头，没想到我看上去阅历最浅，但面对他毫无惧色，便满脸尴尬，讪讪地说：别误会，我挺喜欢你们这帮年轻人的，就想找机会跟你们多接触接触。
在黑工地期间，还有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人，就是曾经说到过的那个河南兄弟。他和我们一起来到工地，当晚便被工头叫出去认了老乡。他在我们四个兄弟面前，从来不显摆和工头的关系，我们觉得关系和以前一样铁。直到发生了一件事。
那天工地新来了一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应该不是我们这种走投无路的人，来工地干了几天就发觉不对。那天下午工头喊他上工，他跟工头吵了起来，然后厮打在一起。这个小伙子也是个猛人，一对二不落下风。那几天我们河南兄弟脚被钉子扎了，在工棚休息。他听见厮打声后，跳着腿冲到最前面，对那个小伙子疯狂殴打。加上赶过来的其他工头，瞬间小伙子变成了一对六个了，慢慢毫无还手之力了。后来，我们再也没见过这个小伙子。
那天之后，我们才惊觉，原来这个河南兄弟早变成了他们的帮凶。我们基本还是处的比较好，私底下，我曾经问过他为何选择作为帮凶，他给我的回答是，家里有老人，孩子，他得挣钱，所以必须跟他们混到一起，才有可能拿到一些钱，才有可能有机会回的家。
他坚信，他既是最大工头的老乡，又帮他们对付其他人，一定会得到工钱。他甚至他还给我们承诺，我们兄弟几个的钱，一定都会拿到。他说工头跟他私下聊过，感觉我们兄弟几个挺危险，是有能力带动整个工地的成员闹事的，但他劝说工头，对我们几个，要团结。
这些真假难辨的信息，令我们心里很没底，虽然我们都选择相信他。工头除了拉拢了他，也在有意无意地接近我们其他人，跟我们中的小邓也算关系不错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和河南兄弟还有多次交集，一直到那场震惊工地的轰动事件发生。
我们在工地将近半年后，小李子通过写信给朋友的方式，收到了朋友陆陆续续借给他的钱，钱都是直接打到他的存折上。当他查询到卡里有大几百的时候，他召集了我们兄弟五个，告诉了我们他现在的情况，并且开始谋划逃出黑工地，并给我们承诺，只要他有一分钱，就会大家一起享用。
我们在打完一楼平层的第二天，策划在一起洗了被子时行动。因为接下来几天是没有活干的，大家洗好的被套全部晒在了江边，再把棉絮拿出去晒在堤岸上。趁着中午大家都在睡午觉，我们在江边装好被子，顺着江堤将被子运送到了离工地大约三五百米的位置，并且安排一个兄弟看守。剩下的人回到工棚，用桶装上衣服以及背包，假装洗衣服，然后分头到江边集合。
我们尽可能地小心翼翼，却还是被一个工友发现了。幸运的是，这个工友是一个哑巴，他比比划划和工头说了半天。工头就赶到时，我们刚在江边装好行李，他脸色难看至极，没想到是有人逃跑，更没想到他的老乡也在。
他盯着老乡好久，很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最终他摇摇头摆摆手，或许是本身就不想留我们，怕我们迟早把工人团结起来。也或许是觉得跟我们几个发生正面冲突不值当，最后看我们一眼，说谁想走都可以，他一个也不留，转身就走了。
只是，我们知道，工头离开的这句话只不过是面子话而已，毕竟前面几个偷偷溜走的工人都被抓回来，而且被毒打了一顿。
在我的印象中，那三个多月，我们是唯一几个安安全全离开的几人。最主要的原因，可能正是因为工头的河南老乡和我们在一起。
无论如何，我们终于告别了那个看不到希望的工地，虽然前路未知，我们却义无反顾，继续寻找着属于我们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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